“一是官学。自孝哀帝建平元年（公元前6年），刘歆作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，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，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，至今已有近两百年。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，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，应该立即予以废除，官学改为古文经学。”

曾炩躬受教，轻声问：“岳父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？”

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，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，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，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。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，把皇室和朝廷分开，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力的增，权力斗争的激烈，朝堂上现了两不同的声音。

几十年来，士人和阉为了争夺权柄，屡遭失败，究其原因，不是因为没有武力，而是因为皇权至上，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，完全失去了制约。

蔡邕摇摇，捋须说：“因为石渠阁之议。”

“三是官制。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，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，否则，社稷振兴无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曾炩问“难恢复一个旧制，八年时间都不够？”

蔡邕叹了一气“炩儿，你要知，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，否则，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？”

孝宣皇帝时有“石渠阁之议”，孝章皇帝时有“白虎观之议”，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，李弘一清二楚。但他不知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，决定着社稷的兴亡。

经议由梁丘临提问，诸儒回答，太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，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。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，辑成《石渠议奏》一书，又名《石渠论》，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。经过这次会议，博士中《易》增立“梁丘”，《书》增立“大小夏侯”，《秋》增立“榖梁”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，除《诗》学原有鲁、齐、韩三家外，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。

一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，以德治国，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。一分则持采用儒法兼，德主刑辅之策治国，拒绝修改既定国策。于是，朝堂上下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。

孝宣皇帝重视《榖梁秋》，因为它有利于加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，可以纠正《公羊秋》学片面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，适应了当时“稽古礼文”的要求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，就是《礼》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展，大和小《礼记》，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。

曾炩迟疑了一下，他虽然对历史有所了解，但是并没有的研究，毕竟那不是他关心的方向。曾炩问：“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？”

蔡邕看看神情凝重的曾炩，郑重问：“炩儿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

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，经学的学术观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律法。于是“以德治国”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“臣事君以忠”，皇权至上，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。

“二是国策。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、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，大量修改既定国策。”

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动了讨董，从表面上看，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，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，恢复旧制，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，从而铲除沉疴积弊，重振社稷。说得难听一，就是要限制皇权，扩大相权。

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《礼》的通汉、圣，学《诗》的张生、薛广德、韦玄成，学《书》的周堪、林尊、欧长宾、张山拊，治《易》的梁丘临、施雠，治《公羊秋》的严彭祖，治《榖梁秋》的尹更始、刘向等。

当今天已经十二岁了，再过八年，天行了冠礼之后，就要主政。用八年的时间重建旧制，本不可能。

好。想了想，曾炩说：“岳父既然说造成大汉衰竭的原因是因为权力太过集中造成的，那么，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自然是让权力得到制衡了。”

蔡邕兴地连连。

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，于甘三年（公元前51年），在长安未央北的石渠阁，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“五经”异同。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，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，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最合适的解释，并把这经学解释作为官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