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八来钟，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。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。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钱给纪雷的人和小孩。我当然也就把上的钱和屉里的钱都拿来了，捐了两百多块钱，加上其他人捐的，一共是一千多块钱。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。到了以后，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人。他人受了这个打击，从昨天到现在米不沾，已经不成人样儿了，甭谁来，睛发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，一个老一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，老纪人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反应。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，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，她才无声地哭起来。

海岩：有枣没枣打一竿。

“局长，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”

万副局长“那就这样吧，但愿这个案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。”

队长说：“潘大伟讲，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，并且放风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。所以他不面，于情理是比较顺的。”

吕月月：从万副局长家来都已经快凌晨两钟了。方案通过了，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了这一步，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轻松，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，他们也心中无数，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，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，所以两个人的脸上，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。

她摇晃着不成调地说：“你还活着

长问队长：“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夜总会作为和谈与琴的地，他怎么解释，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？”

“冯世民境之后，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，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？”

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，不轻易许愿的，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，表态：“放心吧，他绝对跑不了。”

万副局长站起来，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，打开台的门，站在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，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了。五月的夜晚确实乍还寒，风还是有贼，长提醒说，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，万副局长没应声。队长低掏烟，还没着，万副局长屋了，看看长，又看看队长，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。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，轻声说：

海岩：后来结果怎么样？

吕月月：这个案拖了这么长时间，除此也没有更好的展方向了，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接是在中国境内，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灭，又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把烟碾碎，好半天才问：

队长说：“潘大伟讲，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。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份，设在大厦三层的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。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，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，连夜总会的内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的。冯世民既是大厦的一个东老板，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。”

万副局长一锤定音，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。但从他的神态气上，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，似是有所保留。

长也说：“我们心设计，心组织，心准备。”

长答：“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。据中心局说，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，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，所以一旦冯世民境，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。但中心局的意见，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，不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，作为失踪的国宝，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。”

我们上了汽车，谁也没再谈这个案。我开车，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，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。我分把他们送回家，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，因为集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，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。

长说：“我倒是搞不懂，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，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面？”

万副局长站在台的门前，长了一气，说：“好，那就先这样办吧，潘大伟的要求，先让他们双方接这把提琴。接完以后，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，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。你们要注意，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，他一旦溜走，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去的。”

吕月月：对。

大伟说，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，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，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。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份接受潘家的求和，也算一举两得。”

海岩：既然不放心，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？